西藏公路是這樣修成的！

**7.62cm** · 發表於 2007-8-22 20:17:45

當時任５３師副政委的洪流同誌向我介紹情況時，對這些戰士的疼愛之情溢於言表：
“全師五個團，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營養，患營養不良癥的占９５％。心臟病患者的數目俱增，這是在高空劇烈勞動所致。表面上看，築路部隊軍容不整，但他們是西南部隊中‘最可愛的人’。要愛護他們，不能宣揚勞動強度，要把勞動熱情引導到發揚創造上來，否則即等於殺害戰士。”
而戰士們是如何平靜地甚至是自豪地對待這種生活的呢？下面是我所記的戰士們的一些零星描述：
“在雀兒山上，我被分到一個小山溝裏工作，一天最多只有三個小時能見到太陽。”
“氣候冷到零下沒有度了，咱們的寒暑表做得太短了。”
“大家對下雪都已經失去了感覺。”
“附近的雪吃沒了，就提著麻袋到山頂去裝雪。”
“我們團俱樂部想在山上編個落後轉變的劇，結果找不到一個落後的。”
“石頭都是花崗巖，成渝路上有個專門打炮眼的工人，在四川一天能打四公尺，到了雀兒山頂，只能打一公尺多了。”
“在山上容易得病，咳嗽的人很多，連裏規定要戴口罩。因為空氣稀薄，本來就呼吸困難，我們經常偷著在口罩裏面支上一根小棍兒。”
“除了黨團員，不知道是星期幾。”（按：因為黨團員要在規定的星期幾過組織生活。）
…………
戰士們的頑強精神是同聰明才智結合在一起的。他們把在戰爭中積累的某些經驗，也能用來對付自然。譬如雀兒山上有一塊６４立方、重三四萬斤的巨石，橫在路基上，兩個連拉斷了繩子也拉不動。他們用轟碉堡的辦法，從路旁挖到石頭底下去，掏了個藥室，只用了七個工，裝了四斤半炸藥，就把它轟倒了。（按：上級規定一斤藥炸五方石頭，打裝一公斤藥的炮眼是六個工。）
雀兒山終於在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７日被打通了，大隊汽車像不見首尾的長龍蜿蜒於雪海的白浪之中，它是那樣壯觀，那樣奇特，它感動著別人，也感動著我們自己。
只有實實在在的業績，才能夠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才能讓世界美好、充實。
人們往往把艱苦和痛苦看作是一回事，在二者之間簡單地劃上等號。僅從肉體的感覺方面講，也許是這樣的，但人的思想認識決定著精神面貌，十八軍的將士普遍地以苦為榮，以苦為樂，確是鐵的事實。他們曾經這樣風趣地形容在雀兒山上的築路生活：
“住地是５０００米的高度，睡覺是斜坡３０度，開水是沸點７０度，氣溫是寒暑表零下不夠度，我們的熱血沸騰到了１００度，智慧和力量沒限度。”
在重慶，陳明義司令員和穰明德政委向賀龍匯報時，說到在雀兒山上修路的戰士，住宿在雪地裏，他們睡在從山下砍來的松樹枝上，高興地叫它是“鋼絲床”。賀老總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這笑聲，是對築路戰士的贊美，是為他們感到自豪，是向革命樂觀主義打出的一串驚嘆號。
腳踩著世界屋脊，面對著艱苦和犧牲，收起武器拿起工具的十八軍的戰士們，充分展現出人民軍隊的本色。在犧牲的許多戰士中間，張福林同誌可以算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張福林生前是５３師１５９團３連炮班的班長。他的墓就建立在雀兒山西麓，若幹年裏，不知有多少過往行人前去憑吊。達賴喇嘛第十四世路過此地時，也曾經下車到墓前獻花。
張福林的事跡已經有不少人作過介紹，西藏的文藝工作者為他編寫過歌劇（我也參加過後期的修改）和河南墜子。他的名字在當時的十八軍軍中是無人不知的，而內地的人們，尤其是現在的青年一代，大概並不曉得。下面是我在打馬洞所作的張福林事跡的詳細記錄，是在他生前所在部隊所得到的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時間是１９５２年６月３日。現將原文抄錄於下：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搶修雀兒山的施工中，張福林同誌正在負責檢查裝藥爆破。１２點鐘，炊事班給他送飯來時，他正手拿著雷管檢查炮眼。忽然，有一塊兩方大的固石從他頭上滾下來。這塊石頭，過去曾被撬過，因為凍住了撬不動。於是放了安全哨。中午化凍了，它掉了下來。哨兵喊時，他已經躲不及了。他的右臂被砸成了三段，石棱把小腹砸了一個洞，腿也斷了。當時他就昏了過去，渾身的青筋都跳了起來，血流得很多。大家立刻用撬杠把石頭撬開。幾分鐘後，他蘇醒了。
他沒有呻吟，也沒流一滴眼淚。他面色蒼白，很莊嚴。第一句話是叫“指導員！”（指導員名叫尹守信，曾是戰鬥英雄。）他說：“我負傷很重，不行了，我不能再為人民服務了，我還有四萬五千元，（按：舊幣，合現在四元五角。）作為最後的黨費。”說完，又昏了過去。他再次醒來後，對連長馬雲清說：“我給三連丟了人，我沒做到人員安全。我們連從修機場以後沒有傷過人。這都怨我。希望連長把我的教訓用來教育全連。”這時，衛生員跑來給他打針，他說：“我已經不行了，打針也沒用了，給國家節省這一針藥吧。”他看見同誌們都圍著他，就說：“同誌們，不要看我了，別耽誤幹活，要提前搶通雀兒山。”
他說話時，還有些話只說了半句，有許多話沒說出來。他一直沒表示過痛苦。最疼的時候，只是咬咬牙。他就這樣犧牲了。

**7.62cm** · 發表於 2007-8-22 20:18:24

他是河南扶溝縣人。生於１９２６年。貧農出身，家鄉被蔣介石放了黃河水淹沒以後，出外逃荒。１５歲就是種地的好把式。被賣給閻錫山當兵，解放過來以後，經過訴苦運動，覺悟提高很快，在解放太原的戰役中，他當機槍射手，閻軍組織女學生喊話，汙蔑我軍，他生氣了，他把機槍架好，將廣播筒伸在槍眼外，向對方宣傳我軍的本質和政策，說明自己曾經受騙在國民黨某某部隊當兵。敵人用機槍封鎖他，他還是一直喊了三天。後來，他曾呆過的那個班，果然過來投誠了。敵人反擊時，他的機槍出了故障，敵人撲了上來，他跳入戰壕，沈著地點著了五公斤炸藥拋出去，敵人血肉橫飛，不敢向前。我軍增援後，全殲了敵人。他被手榴彈炸傷了大腿，住了醫院。
大西南進軍中，打秦嶺戰役，他包教新同誌郭玉風，和他訂了戰鬥互助合同。後來，郭玉風也成了有名的機槍射手。他打機槍，五百公尺以內敵人不死即傷。他的特點是苦學苦練，練兵時，天不亮就起來瞄山頭。
在川西剿匪時，他的班是剿匪模範班。他們發動群眾，以匪治匪。他們給老鄉做工作，感動了一位老頭兒，（老人曾認為解放軍像流水，土匪卻是本地人。）密告了匪情，使我們捉住了一個匪首。
他大小經歷過２０多次戰鬥。他曾要求到朝鮮去參戰，但未被批準。
在搶修雀兒山的第二階段工程裏，要把一千多方石頭劈為兩半，需要放大炮，工八團來了個排長做技術指導，張福林說：“你只要指點就行，我來做。”頭一次裝了５０公斤炸藥，炸了５７０方，一個小山頭下來了。排長走了以後，全由他一個人幹。他裝了４０公斤炸藥，炸了４７０方。他的爆破技術出了名，都來向他學習。一營的裝炮技術就是從他那裏學去的。他不但教別人原理，還註意讓別人動手做。他很虛心，每天下了工還要到工兵團去學習，從駐地走小路有９２道彎，因為天黑了才回來，有一次滾下來，手腳都摔破了。他曾在日記本上寫著：‘祖國需要我，步兵變工兵。’他非常善於鉆研，他的日記本中寫有在秦嶺戰役中學的關於炸藥的用途，愛國計劃，工程筆記等。他的炮班是技術班，負責打全連的炮眼，一放了沖天炮，他就發急：“這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每次炮班裝了炮眼，不管是２０個或者３０個，他總是親自檢查一遍，而且互助別的連隊。在去世的前幾天還發著瘧疾，連長發現以後，他笑著說：“誌願軍輕傷不下火線，我這不過是慢性的舊病。”
他曾和同誌們說：“蔣介石在的時候，我哪有國和家？他只會用黃河水淹我。現在我和大家一樣，也分了地，有了國，也有了幸福的家。”
他死後，在他的包袱裏還發現有從內地帶來的白菜、菠菜種子。這些菜子，由他班裏的戰士種下了地，已經長大了。
黨支部和同誌們在他的逝世處刻了“永垂不朽”四個字，給他立了碑。連裏開了追悼會，炮班開了回憶會。
師黨委追認他為模範共產黨員，一等功臣。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５日，師黨委任命炮班為“張福林班”，並授獎旗。
他是１９５１年８月入黨的，１１月轉正，轉正後即做黨的三排小組長。
張福林的犧牲當然是十分不幸的，令人痛心的。想開來看，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在修築康藏公路的全過程中，平均每一公裏都要倒下一位同誌。但是由此引發的兩個爭論，卻應當在這裏說一說。有些同誌認為：如果公路不走雀兒山，如果不是在冬季的高山上施工，張福林也許不會犧牲。而這兩點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那麽，公路的路線究竟可不可以避開雀兒山？又可不可以避免在冬季去打通它呢？還是讓我引用一些我保存的當年的談話記錄吧。
在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甘城道工程師對我談起這方面的問題時說：
“當時連一張正確的地圖都沒有。山上的路沒有測設，聽說有的地方是一個汽車駕駛員在指揮修路。我們遂即派出了一個踏勘隊，這個踏勘隊工作得不好，造成了路線的錯誤。首先，可以不過雀兒山，由馬尼幹戈直下到崗托，（按：崗托是金沙江西岸的咽喉之地。）並且可以縮短４０公裏，海拔也低。第二是公路可由妥壩直下到昌都，可避免走兩座大山。（按：指海拔均在４８００米以上的甲皮拉和達馬拉。）錯誤的原因是踏勘隊人員不夠，隊裏的人選也差；領導認識也不夠。他們只是順著牦牛路跑了一趟。……１９５１年，由於修了機場，部隊１１月才上山，結果造成在冰天雪地裏劈雀兒山。也使雀兒山成了馳名的山。其實，如果路選得好，根本沒有雀兒山；如果施工布置得好，也不至於到冬天才打通雀兒山。“

**7.62cm** · 發表於 2007-8-22 20:18:55

陳明義司令員也對我說明過當時的情況：
“為了確保５２年通車昌都，我給部隊下達了命令：不打通雀兒山不準過年！即使工程艱險，氣候不好也要打通。從領導思想上說十分堅定，是當戰役來進行的。政治工作的口號是：艱苦就是光榮，頑強就是勝利。大家都拼著命幹，解放軍的特色表現得很突出。有的部隊到一月八號還在山上。有問題沒有呢？有！有人認為工程大，太嚴寒，不可能在當年完成任務。有人認為，山是打通了，部隊傷亡太大了，太苦了，對不起戰士。第三種說法是，在工程上是冒險的。這是領導幹部的思想，我們適當的進行了解釋和批評。”
穰明德政委則肯定地說：“雀兒山上吃的苦，死的人，完全是領導政策的錯誤。事實證明，先修公路是對的。”在另一次談話中，他說得更加肯定，態度也更加嚴厲，他說：“雀兒山，矮拉山，達馬拉，甲皮拉都修了冤枉路。雀兒山是痛心的錯誤，路線可以不走這座山；施工也犯了錯誤，好修的時候讓部隊休整，１２月下雪了，再號召打通雀兒山後過新年。張福林的死是冤枉的。”
建司的杜斌科長對我說：“自從１９５１年在雀兒山挖凍土取得教訓以後，決定先在夏季搶修雪線以上的工程，以避免不做凍土或少做凍土，不然，按部就班地幹，工程就會加大一倍。”
杜斌所說的這個做法，主要貫徹在１９５２年修通昌都的作業中，兩座海拔僅次於雀兒山的大山——達馬拉和甲皮拉——距離昌都最近，按說應當在最後才能修到那裏，那就到了年底，又是冬天了。建司決定在夏季打通它是對的，但是又產生了新問題，由於部隊是遠程超越汽車運輸終點去施工，大大增加了糧草供給的難度，運輸問題就成了關鍵。
後來的實踐證明，雀兒山，達馬拉，甲皮拉在康藏公路的線路上不是不可以避開的。現在的川藏公路已經改了道，在康定就與原來的線路分了手，直接西去，經過理塘，巴塘，芒康，進入邦達草原後才使用了康藏公路原來的路線。大大縮短了路程，降低了海拔。
人生在世，要做成點事，總要克服點困難；幹的事業越大，付出的代價越大。有些時候，由於主客觀的原因，決策錯了，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犧牲，任你痛心也罷，問罪也好，也只落得教訓二字了。有些事情，總體上錯了，但在局部的人的精神上，是可歌可泣的，也足以百世流芳。
康藏公路上的事，當然更不會一帆風順，圓滿無憾。也有許多值得事後探討、反復思考的問題。
康藏公路上的矛盾和鬥爭，也是必然的、大量的、甚至是尖銳的存在著的。這些，我在以後還會談到。
不管怎麽說，康藏公路都是一個罕見的壯舉，一個世界的奇跡，一條英雄的道路，一部不朽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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