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文件二：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1952年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他们（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外交部声明的俄语文本，出自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的顾问佩图霍夫之手，是与先前zgzf的一个声明相符合的。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他们国家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瘟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格鲁霍夫。”
B.文件五：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顾问（给杰尼索夫---英文原注）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伊格纳季耶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做出决定。贝利亚。”
C.文件七：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1953年4月24日第六号议定书（节选）：“1.针对擅自采取的，具有挑动性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决定）撤消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阶并予以起诉。……4.下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提案，提交苏共中央全体大会通过：‘鉴于新的情况所显示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的不正确的和不高尚的、对政府隐瞒大量重要的国家文件的行为，取消伊格纳季耶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D.文件八：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人民共和国事物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致毛：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给予的劝诫：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这个步骤是：中国（北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代表的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韩战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朝）使用细菌战问题。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E.文件九：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莫洛托夫汇报他向毛、周转达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时的情况。“依照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1953年5月7日第 1212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节顾问瓦茨可夫肩负苏联政府授予的使命被送往北京和平壤。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在聆听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的建议之后，毛说，这个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将再研究一次。如果发现伪造，那么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就不可信了。毛转话题说，在中国镇y反G命的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而且）确实，不可能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其中一定数量的无辜的人显然蒙受了冤屈。在谈话进程中，毛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大笑和开玩笑，并冷静下来。周恩来的举止显出刻意的严肃和某种程度的局促。库兹涅佐夫。”
这几份文件已经足够说明“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另一份文件是苏联驻朝鲜事务负责人的报告。金日成称病派出他的副手接受传达。他的副手称：当时那样做是有利于反美的共同事业的。这就是出发点。
只是，如果我们至今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究竟算是自欺欺人，还是立场坚定？
十二.停战风云
美方从退到“三八线”以后就开始就寻求停战，用艾奇逊的话说：“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没有撒谎，他先后派人在纽约、巴黎、瑞典分别找苏联外交官试探停战谈判，斯大林看到志愿军正向南韩挺进，不予理会。艾奇逊再派人到香港试探也没能成功。最后找到前美驻苏大使乔治.凯南。 1951年5月31日，尽管美军正在胜利进军，美国外交官凯南仍私下会晤马立克，不理会他的打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遗憾的是，此前于5月16日开始的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遭到李奇微的防守反击，到月底已成败局。180师就在此役被全歼。假如不是彭德怀果断决定我军后撤，损失将更惨重。现在中国和北朝鲜的秘密档案均未公布，但显然战场局势极其严峻。6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周商量。紧接着战势进一步恶化，毛、金讨论后也只能考虑停战问题。斯大林不想停战，他于6月5日致电毛："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说，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出了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毛决定派高岗和金日成同赴苏。但到6月10日美军已反攻到了“三八线”以北汶山、金化一线。6月11日，美军攻占铁原、土耳其旅攻占金化；韩国第一军攻克杆城、进逼高城。6月13日高岗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时，斯大林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至此，美军“绒/毛河作战”所有目标均已实现。毛同日致电彭德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可见当时军情紧急的状况。当高岗和金日成一再强调困难之后，他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那就试一试吧。”并致电毛：“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此令一下，毛立即决心停战，马上致电高、金与斯大林协商停战的办法：“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到6月15日美军“打桩机行动”完成，夺取了三八线北侧全部预定的有利地形目标。假如不是美国政府下令，而按美军将领的主张，他们一直打到平壤--元山一线并非很难之事。其实在6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电令李奇微：“1.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3.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非朝鲜籍武装部队作好准备。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李奇微虽然极为不满也只得执行命令，转入战略防御。6月15日以前美军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夺取有利防御的地形目标而已。正因美国政府不许美军继续进攻，才会有克拉克在停战以后的那一席牢骚话。
6月23日奉斯大林之令，马立克在联大演讲中说：“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马立克刚说完，当天下午杜鲁门即声明：“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象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6月25日《人民日报》称：“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苏联装成局外人，又立了一回牌坊。
以上情况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我军打得美国不得不同意停战，还是美军把我们打得不得不同意停战？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
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彭立即复电同意。而半年前无论何方人士提出停战谈判，我们都是一概拒绝的。1951年7 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而毛所定的边打边谈拖住美国佬，恰是苏联最希望的。斯大林说“毛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两年多谈不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莫洛托夫马上提出停战备忘录。认为以往有几次停战机会，都不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到必须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苏联新领导通过了此备忘录，给毛、金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要主动停战。 \G
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结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苏共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毛自己后来也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当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j
以上可见，朝战自始至终，毛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停战也是苏联决定的。所谓毛自主决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强词夺理。明摆着的是，一手策动这场战争的苏联，尽管没有达到扩张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国推上了反美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不但不费一兵一卒削弱了美国，使中、美从对立变成了仇视；而且要按国际市场价格卖武器给中国，其中甚至有美国援助苏联反抗法西斯的军火，发了一笔横财。甚至由中国支付他们在朝鲜的记者费用；还要扮演局外调停人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唱高调！苏联可算朝鲜战争中唯一的赢家，不用参战的赢家。
十三.根源及成败
其实，中苏论战时，毛亲自审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中，已经道出了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原委：“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是一个阵营的问题，连毛自己都承认“使苏联处于第二线”是出兵的实质。我们许多作者却在那里自以为英明地嚷嚷，搞出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论来，甚至有人还称：此仗在朝鲜打要比在中国打要好。确是浅薄得可以！毛要“一边倒”，得给斯大林送点礼。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被承认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能一边也不倒呢，中华民族不是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国民党倒向美国，**党就要倒向苏联。国民党倒向美国时，蒋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国阻止英、法重返旧地。同苏联还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国去打苏联。苏联自己也不时同美国拉拉扯扯，我们倒向苏联就一定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吗？事实上美国抛弃蒋介石比苏联还早，苏联大使馆（而且只有苏联）随国民党搬去广州，美国大使却留在南京等着解放军。为了执行斯大林7月11日“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指示，毛就定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以便“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李涛将军奉命发表声明：拒绝一切美援。毛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他轰走，接着几篇文章把美国佬骂得体无完肤。压根儿就没打算同美国打交道，这在外交史上确不多见。莫洛托夫说，成功的外交胜过几个集团军。毛根本不知此理，他只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一心充当反帝急先锋。不错，美国佬扶蒋反共。而苏联曾把大批日军装备交给中G，并限制蒋军进东北，帮了大忙。知恩图报也属情理之中，但打这一仗终归不是为我们自己。“保家卫国”不如叫“保苏卫朝”还更贴切些。而且，正是这个“保家卫国”，一度被金日成利用，说中国出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并非是为了帮助朝鲜。
我们至今没有朝鲜战争牺牲的准确人数，1951年3月1日在我军节节胜利时毛致电斯大林就说我军已伤亡超过十万人，并打算“今明两年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我们在朝鲜牺牲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现在许多著作上的数字，称我方与美方伤亡比为1：1.7；天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伤者不算，因为我们的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而美国少爷兵擦破点皮就算受伤。朝鲜人不算，包括早调给金日成的4万名四野的朝鲜族将士。仅中国军事博物馆统计，我军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71，669人。美国佬的数字是战死24，965人，失踪12， 939人，被俘3，697人。其盟国死2，597人，失踪1，925人。死亡比例为4/1；（2000年五角大楼发现当年统计失踪和阵亡重复了三千多人，本文未予考虑。）如以1：1减去1950年12月底以前的双方死亡数，（许多文载，仅第二次战役就歼灭美军24000人。我军仅九兵团长津湖一役就减员四万人。）即3、4、5次战役及以后，死亡比高达15.5/1！如果再把中国出兵前美国佬的阵亡数减去，这个比例就更不堪入目了。
最/惨的还是朝/鲜人，家/园/涂/炭/不说，同/胞/相/残双方军队战死和失踪共429197人外，仅平民就死了二百多万！但对于独/裁/者/而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坦然地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1942年他还告诉丘吉尔，他的/h/ 色/恐/怖/时期不象外界所传杀了五百万人，而是“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毛在中G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罢了。更有甚者，他在莫斯科**党会议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亿，一定还要多。”金日成当然也不会为二百多万朝鲜人的死有任何不安，只要他的独裁统治能保住，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宣传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幻想，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事实又如何呢？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决议停火时，经斯大林批准，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停战协定开始谈判时，美方拒绝谈政治问题，这几个条件除撤军一条外，其他各条都没有提到谈判桌上；而撤军这一条谈判中也被否决；我方后来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以及“确定双方释放现在双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也全都落了空。美方出尔反尔坚持的实际控制线代替了我方坚持的“三八线”；美方的自愿遣返代替了我方坚持的全部遣返，14235名志原军战俘拒绝遣返，绝大多数去了台湾。（哭笑不得的是：老美说，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战俘自愿去台湾，也就是回到了中国。遣返回大陆的6670名战俘全都受到迫害，直到1980年9月27?quot;中发（80） 74号“文件”后才陆续平反。我们自己用行动证实了美国佬当初“毫无根据的谎言”。）相反，美国的要求却几乎全兑现了。谈判的每一次进展，都是我方让步取得的。毛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难道这就是“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再看经济方面。1951年军费 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只占28.7%。1952年军费占32.9%，1953年占34.2%，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而1950 年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仅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便达34.85亿卢布。占1965年还清苏联债务的61.4%。这些人民的血汗基本上都花在朝鲜战场。更可气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中，竟有相当数量是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
为使后方安定，1950年10月10 日中G中央做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镇/反。毛在庐/山会议上说，杀了一百多万人。这显然也是扩大化了的，也是二十多年不断的“运 /动”的开始。10月26日又下达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宣传中所说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没有经历过那种运动场面的人，是不易体会那种恐怖的。 台灣電影院播放的集結號不能看，被亂剪至少兩大段。
這部片子在台灣完全沒宣傳，擺明就是聊備一格，
草草下檔。
十四.毛外交的偏激
十四.毛外交的偏激毛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个荒唐透顶的唯心主义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当然也不存在外交，只有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国当成了大苏区，接下去就是搞世界农村包围城市，就要打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要投靠斯大林。当然需要表现得立场坚定，不共戴天。用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来形容，并不过分。就是斯大林，也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逻辑被狡猾的艾奇逊发现并利用。1951年1月13日，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联合国提案：立即停火，并进一步寻求和平新措施；外国从朝鲜撤军；让朝鲜人民选择政府为朝鲜统一作出安排；建立适当机构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地位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该适当机构由美、英、苏及**党中国代表组成。也即“五步方案”。
艾奇逊发现此提案对中方极为有利，基本上满足了中G所提出的停火要求。如赞成它将必然在美国造成政府危机；但如反对它又会落下破坏和平的罪名，并使中G 被世界认同。他绞尽脑汁制定冒险计划：让中国替美国反对该提案。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侵略。杜鲁门无可奈何批准了该计策。尽管美参议院已对此提案激烈反对，但艾奇逊却布置美驻联合国大使公开称赞这一方案，并指示美国投了赞成票，使该提案在第一委员会以6：6 得以通过。塔夫特参议员称之为：“合众国同意的最完全的投”。这消息沸沸扬扬弄得满城风雨，其目的是促使中国反对。
如果按照彭德怀建议赞同此方案，美国将极其被动。赞成它则使中G大获全胜。此时我军已达37度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反对它便落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臭名。美国佬提心吊胆地干等。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计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提案的建议被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此，zgzf不能予以同意。”毛的荒唐逻辑终于使他上了艾奇逊的刁当！美国/佬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他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紧接着，美国在1月20日向联大提案：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并商讨针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措施。2月1日联大通过了这个提案。虽然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给自己造成广泛谴责，还帮助美国解脱窘境决不会是外交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此提案远比后来签字“停战协议”强千百倍！
十五.毛报恩斯大林
毛对斯大林，早就敬若神明。所谓斯大林一贯压制毛，完全不是事实。对毛个人在中G党内地位而言，斯大林及其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是关照有加的。1923年共产国际派来中G的代表马林，对毛赞赏不已。因陈独秀等核心人物反对马林“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而毛却积极支持。马林在中G三大上，扳倒张国焘，让毛首次进了中央执委。并兼执委秘书、组织部长，成为三人核心中人物。1927年5月，斯大林命令中G要搞军队，毛举行了秋收起义。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给的经费六万元，占1927年中G获得"特别费"的四分之一。布哈林还在国际的大会上，高度评价并发行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乃中G受此殊荣第一人。尔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国际公开肯定毛的G命方式，《真理报》称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几年中，毛的名字在国际和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六十多次。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根据斯大林内定，毛当了主席。当上海中央迁到江西，毛受到排斥时，莫斯科很不满意，指示：不能把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并驳回中G要毛赴苏养病的提议。当博古企图取消毛的一切职务时，莫斯科批准毛为政治局委员。并电令，严禁对毛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即使是遵义会议，中G选举张闻天为领袖，周恩来为军委书记，毛只进了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搞军事。但莫斯科不理会其他人，只宣传毛。把毛的文章精美印刷成十几种文字发行。还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之后，成共产国际第三号人物，是 “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并以专文介绍毛，结尾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G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长征结束前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好，纂党夺权、自立中央，甚至威胁毛的生命时（但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并没有暗害毛的任何阴谋）；共产国际特派员林毓英（张浩，林彪之兄），向张国焘及其“党中央”宣布：共产国际只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于是张只好认输，毛因此获胜。中G和h军也避免分裂。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1936年4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表态，要求废止反蒋口号，与之搞统一战线。并对毛组织援款，此可谓雪中送炭。毛感激不尽说要“饮水思源”。当王明回国，乃致威胁毛的领导权时，季米特洛夫在关键时刻代表斯大林表态：中G中央还是应该在毛领导下工作，命令王明不得再与毛争权。这样，1939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此话之后，王明认输，毛第一次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莫斯科立即转载了此报告，还发表了毛的生平传记。可以说，毛的地位是与斯大林分不开的，他心知肚明。
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舆论一片哗然，连欧洲各国的**党也感觉狼狈，大批党员***。全世界只有毛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为之辩护。斯大林喜出望外，将此文大量印发。同年斯大林六十大寿，毛在延安为其集会庆贺，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讲话。他后来说，此文是真情流露。他称：“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明明斯大林不但不实行列宁关于“把沙皇从中国掠夺的一切还给中国”的宣言，继续霸占沙皇割去的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还进一步出兵占踞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却颠倒黑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颇为讽刺的是，斯大林趁火打劫，后来更要去了中长路、大连、旅顺等特权！最后是，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国有特权。
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明明是苏联急切要求，日本迟迟不肯，毛却说：“苏联是否愿意订立……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结果斯大林在此条约中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国”。当然，毛在《中国G命和中国**党》一文中已经承认蒙古国了，但苏联承认“满洲国”、让日本腾出大量兵力来对付中国难道也“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冲突”吗？稍有眼光，就能看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必将损害中国！事实上，此条约一签订，日本立即挥师南进，放心地向中国扩大进攻，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进攻中实行的。斯大林对中国的掠夺与伤害是最凶残的，并不亚于日本天皇！ 此后毛在延安搞整风，让全党学《联G（布）党史》等苏共文件。王明反击，关键时任弼时和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批评，王明撤底垮了。毛的权威空前地立起来了，1944年1月2日，毛致电莫斯科：“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到中G七大，毛正式当了党主席。他的9篇讲话，回回大讲特讲苏联和斯大林，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G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党，中国**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更是空前地帮了大忙。他急令中G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G，仅苏远东军第39集团军就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 个仓库物资。其中不少是美国援助给苏联的武器。这使毛提前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2月毛对米高扬说，解放军入关时，把苏制武器都留下了，为的是宣传我们的武器都是缴获蒋军的。
只是在1948年6月铁托反目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怀疑毛会是“东方的铁托”。但毛这边却是痴情一片，决心投靠斯大林的。他要求参加**党情报局，斯大林不准。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斯大林在此前提出并要求各国**党予以执行的。
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该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与中G两党关系问题，毛同志和中G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G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G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G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G也没有参加欧洲 **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G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G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令人肉麻的表态，连斯大林也接受不了。他11日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翌日，刘将此答复报告毛。
14日毛回电： “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G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曲节向一个外国表示臣服的。”毛决心要拿中国的“局部利益”去服从斯大林的“世界利益”，并用实际行动充当斯大林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他要报答斯大林，但他也清楚这在全党全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不但不要留文字记录，而且不能“向党内外宣布”。那时正是斯大林在欧洲输出G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于是他的输出G命便成了中国的方针，在这方面毛使我们走得比苏联更远。
十六.朝战对我们的伤害
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往中国物资的特种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资进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 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 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如果说，美国占领了北朝鲜，东北将受到威胁，从而国无宁日成为我们出兵的充分理由的话；但抗美援朝换来如此包围及封锁，难道不是自己找来更多的麻烦吗？尤有甚者，只因为苏联否定了斯大林，我们就同它势不两立了。我们“一边倒”还换得了1963年7月《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协定》。直至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及新疆边境武装冲突。难道苏、蒙边界的威胁不是连北京都在内了吗？何以就不可怕了呢？其实无论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的原则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主义才是毛至高无尚的理想。国家民族只不过是他实现这个理想的本钱，为了使这个理想在全世界实现，损失一点本钱是无所谓的。朝鲜战争从头到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宣传说朝鲜进攻韩国是内战，美国不应干涉，这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但如上节所说，我们煽动东南亚国家武装夺取政权，并为此提供军事援助，是否干涉内政？1956年匈牙利事件更加只是内政，尚不成内战；苏联原来不打算出兵，恰恰是中G极力主张苏联出兵镇y匈牙利人民。毛也说，是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苏联才出兵的。我们还指责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G命。”（《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 1963.9.6）这与我们自己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好自相矛盾。
而马克思主义正好是反对输出G命的，恩格斯1882年9月就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他的教导果真灵验，斯大林把G命输出到东欧，结果是苏联也解体了。同样，我们出动了几十万人，花了二百亿美元（1950--1978）支撑起来并由我们帮助解放了南方的越南，刚胜利就反华。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除回国的 16万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并宣称中国的援助是施加压力、迫使越南改变路线的工具。接着又在南海和边境挑起领土争端。
更为甚者，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然确定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1979年8月还作为国策写进了宪法！这也算安全的环境吗？至少美国不曾以中国为头号敌人，即便朝战进行中，美国佬也只把我们作为“第二梯队”看待，更别说写进宪法了。
最终越南于1979年2月同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又是我们为支持波尔布特而打的；可连士兵的底裤都是我们供给的波尔布特，曾经拿着中国枪支屠杀了十几万柬埔寨的华人！当时以姚文元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却对双手沾满华人鲜血的波尔布特大加赞赏表示祝贺！对此，哪一个还有良心的中国人，心头能不流血？！
抗美援朝是毛为斯大林输出G命的最大举措，它博得斯大林的好感，（1960年7月，周恩来说：“他（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我们终于踏进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也确实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只是，这张门票似乎太贵了！为了它，使得我们同大半个世界对立了二十多年；斯大林1950年10月3日电报所称：出兵将使“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结果正相反，非但美国没放弃台湾，反同台湾签了防卫协议，使台湾问题直拖到现在；还加快同日本缔约，并排除中国。苏联不理会中国的不满，跑去参加旧金山和会，虽因利益受损拒绝签字，但和约依旧通过了。唯一能使毛宽慰的，是蒋介石也被排除在外。日本军国主义因而逃过了彻底清算，我们至今还要认真对付；日本鬼子则趁机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投机取利；中国还成了大半个世界的封锁对象，加剧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外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周边国家边境纠葛不断，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乃至于毛不得不以让地给钱的方式表现天朝大国的风度。1956年12月，周恩来访巴占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坎巨提地区割给巴方。巴基斯坦喜出望外，他们从未奢望过！此举明摆着会得罪印度，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事，天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其后又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蒋介石拒不承认的1941年线签订中缅边境条约，割让了数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样，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外蒙古甚至苏联的边境条约，没有一个不是以让地给钱的方式签订的。以此来挽回一个和平的国际形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印边界，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却白送九万平方公里西藏最好的土地给印度，令全世界想不通。这与清政府割地赔款又差得了多少？难怪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德斯坦总统也对我们的领土政策感到十分不可理解。 当苏联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时，毛的心态很不平衡，又为斯大林问题与苏联闹翻了，我们不得不两面受敌；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之后，我们只落得两袖清风。无奈之下，毛捡来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世界"理论，企望成为一群小朋友穷国家的头儿，继续在世界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领导世界G命，一会儿 “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却以为我们有病！一会儿“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卡斯特罗转过身就跟着苏联骂中国。一会儿又去支援非洲G命，勒紧裤腰带省出钱来给坦、赞修铁路，毛说，宁可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到处援助非洲国家，人家拿完钱还是跟着西方跑。比如蒙博托，一来中国老毛就给了两亿无息贷款，人家转过身去立即跟美国套近乎。又比如拼命支持曼德拉，他当上总统后继续亲台，并说：中国人没有理由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政权问题让别人来选择一个。
我们的人民节衣缩食，毛却拿宝贵的外汇援助阿尔巴尼亚，从50年代到1978年共计55亿美圆。即使是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也没中断。结果是1976年阿共七大成了大肆攻击中国的大会，指责6000名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即使是朝鲜，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中国宣布，朝战时期中国援助的全部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送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再割让中朝边境我方的白头山给朝鲜作为金的革命圣地。结果并未能阻止金日成一度反华。早在1950年10月，金日成就以“反G命反党宗派分子”罪名整掉了金雄、金武亭等高级将领；同时以“间谍宗派”的罪名，清洗掉朴宪永、李承烨等南方**党；最终把方虎山等中G调拨给他的四野将领全部整掉，把南侵失败的罪责都归于朝共和中G。重用苏联派人员，实现金家王朝一统天下。
毛主席的G命外交路线，慷人民之慨，成了最弱智的外交路线。直到1985年，吴学谦外长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重大事件，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对策。”这才算把荒唐的以意识形态定是非的“毛外交”纠正过来。
如果不是那场朝鲜战争，后来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和金钱，去同“第三世界”套近乎，争取早就可以取得的“外交胜利”。毛一直沉浸在斯大林主义的泥坑里，以列宁、斯大林的接班人自居，沾沾自喜于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的黄粱美梦中。珍宝岛的枪响和林彪的背叛，才使他意识到内外交困的滋味不得已搞出来个 “乒乓外交”。“一边倒”的代价何其沉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不再有当年那种“浪遏飞舟”和“还看今朝”的豪气。而以低八度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血雨腥风中交班的绝唱。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外交和内政，都是悲剧。
十七.结束语
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当停战令下达，中、美两军前线的士兵跨越昨天还在互相厮杀的阵地，拥抱在一起狂欢、畅饮的镜头；敌对双方的士兵在战线上会师，大约也是史无前例。由此，我们知道：人民是不需要战争的！战争从来就是统治者实现欲望的手段。克里姆林宫的教皇挑起了这场讨伐异教的圣战，现代十字军的东征终于被现代文明的《停战协议》打上了休止符。马克思的《圣经》也翻过了最热闹的章节，逐渐进入尾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文明进程是无可抗拒的。无论何方神圣，也无论他曾拥有多少信徒，扭曲文明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斯大林的马前卒金日成，僵尸还泡在玻璃棺材里，接受着麻木不仁的顶礼膜拜。这项专利属斯大林所有。号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人们，却在虔诚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着现代的“木乃伊”。是哲理的巧合还是欲念的必然，只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不过，对现代人而言，这却是一项荒唐且不可理喻的举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会对一具僵尸敬若神灵。何况这具僵尸，曾经营造了有史以来最迷信，最封闭，最专制，也是最严酷的国度。
他是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在真像大白之下我们许多文章便不提谁先进攻，而改称朝战为内战。即便如此，金日成至少要负挑起内战的责任。蒋介石挑起内战，算是甲级战犯。金日成发动内战为什么就不是战犯？美国出钱出枪给蒋介石打内战，他成了卖国贼。那么苏联出钱出枪给金日成杀戮自己的同胞，何以就不算卖国贼？如果我们至今依然以意识形态来判断是非，岂不是把自己放到黑手党的地位上去了？老美的大人物倒也坦白，都承认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没有胜利所以就是失败。我们正相反，因为没有失败所以就是胜利。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阿Q没有绿卡！
因为抗美援朝，北朝鲜人民才能沐浴着金太阳的光芒，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甚至饿殍遍野。南朝鲜人民则在“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下，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人均GNP由1965年的105美元到1995年的10950美元。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我们出兵，就不会有这一切。相反，在北朝鲜的博物馆里，充满了金日成一个人打败美帝的神奇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呆在极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宣传材料中，我们只不过是朝鲜人民军的配角。他们的旅游指南上甚至宣称“我们的确也从中国得到了一点点帮助。”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金家王朝注定是要完蛋的，区别只是完蛋的方式。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欢呼，抗美援朝是何等伟大，何等胜利。问题在于，我们尚不能预料的是，届时朝鲜人民会如何评价抗美援朝？他们会不会怪罪，正是抗美援朝才使他们过了几十年与南方同胞天壤之别的日子？美国佬一贯不顾血本，满世界搜寻官兵遗骸运回国安葬。而我们的烈士大都埋在异乡，他们已经被骚扰过一次了，万一又被骚扰，我们该怎么办？装傻，还是：“雄赳赳，气昂昂”一次？